宣城士大夫，其为端重老成而直亮博洽者，皆称李公彦恢。而在朝仅为御史台主簿，外则淮南、京西两道转运判官，年六十有七，官左朝请大夫，莫不以为未尽其蕴也。有孙兼，谨厚好学，从吾兄子云游，能裒其事与言而谒予曰：「祖父之葬未铭，愿得铭以传永久」。予既熟公之誉，且嘉兼之有志以扬其先君，此固何爱于铭，因考而系之曰：惟公胄出唐西平王晟，是生宪。宪生游，自长安徙宜春。有咸用者，为吉州推官，避乱隐庐山，著诗名当时，号李再梅。生昭逸，为南康大庾令。令生含章，登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科，官至太常少卿。祥符中守宣，后家焉。生公曾祖师文，任宣州泾县主簿，赠中散大夫。娶陈氏，颍川郡太君。中散生公祖孝先，任朝散郎。娶梅氏，永年县君。朝散生公父磻，任忻州助教、广州番禺县主簿，赠右朝议大夫。娶石氏，封太恭人。彦恢，公之字也，讳宏。政和五年进士，授深州教授，以便亲易庐州舒城县主簿。盗刘五窃发，公首捕其徒六郎者，以迹问其巢穴，导官军剿获之。积受赏承直郎。除父丧，调饶州司士曹事。庙堂见公姓名，讶不我求，改沧州教授。道梗不得赴，权宣州旌德县守。吕右相好问、李参政光皆深知之，吕公且荐公有文武才，大可用。公在邑，教土豪，练民兵，勒以部伍，贼张遇不敢犯。李公檄公率众赴郡城，以解剧寇之围，邑民相率诣州，请于监司，丐公为真，以不应法罢。覃恩改宣教郎，教授明州学。军旅方兴，士业偷惰，公榜于堂，劝以忠孝，而诱一二俊者，俾习制举。通判建康府，会车驾巡幸，缮修行宫有劳，密赐秘阁新法帖、茶、香甚宠。决狱属县，多所平反。绍兴八年，用御史中丞常同荐入台，议论刚直无隐，一坐尽倾。因转对，乃言：「陛下不可谓穹苍悔祸而忘修德之戒，不可谓夷夏乐推而怀自圣之心。愿无忘在莒，敦明恕于天下」。且谓「大臣平用舍之心，则小臣无侥觊之望。公道一举，私恩两忘。宜察其情伪，明示好恶」。上称善，而大臣方怙权用事，见奏果不乐。公因丐外，得知南安军，不赴，乞主管台州崇道观。十三年，起漕淮南，许民输菽粟以代䌷绢，蠲上供一年，增籴常平米至三十万斛。用吴序宾之说，通西南二漕财赋以便饷给，遂为定制。庐州僧广允以咒水愈疾聚众，公曰此左道也，边城讵宜尔，杖而逐之。有旨帅漕议团结禁旅，以备红巾盗，公秘不发，卒无恐。代还，天子嘉奖，以为得人。十九年，漕京西，治官吏之舍，易苫以瓦。定邮置程限，为摆铺，曰襄阳距行都远，驿书不可滞也。既而朝廷遣使按行诸路递，独公所部以先办闻。刺举务大体，不察察。郡倅故堂吏，讦其守乔大观，以谤讪被黜，因求公奏辟，公正色拒之。或谓此人宰相耳目，宜虑其祸。公曰：「吾知尽职耳，何可虑」？论者果以为言，遂罢归。明年，复主管崇道观。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，以疾终于家。九月壬戌，葬于宣城县长安乡黄村。公倜傥有气节，雅志当世。赵忠简公再为相，公见赵公，从容论事，切于治道。至言「天下之患，莫大于上下委靡，兵将骄惰。今强敌外窥，僭伪内侮，未足多惧也」。秦太师与公布衣交，以公论用人为讥己，犹重公，复以为部使者，至知郢州事入谮事，几陷罗织，然公廉介自守，论者不能深文中之。当官俸入，非令所载，一钱不受。取公使酒饭，必偿其直。平生不治赀产，父时有田二顷，屋数十间，悉推与二仲，曰吾仕斯有禄矣。训子弟以不欺为先，婚嫁孤幼十馀。晚年虽贫，聚族至数百指。买妾，问知士族，亟嫁之。里人陈姓女，流落外邑，赎以还其家。郊恩，先与其弟。故乡里推敬，以为师法。所为文号《指剑集》，若干卷。娶石氏，朝奉大夫振之女；继秦氏，朝奉大夫绶之女。子鼐，迪功郎、淮西安抚使准备差遣。女适进士翁升之。孙男兼也，迪功郎、隆兴府进贤县丞；导，早世。孙女二，婿修职郎吕得中、进士石徽。曾孙男女九。故吏部侍郎陈天麟常云：太上皇帝既更化，诸贤汇集，一日问向为漕臣李某安在，知枢密院汤思退对以物故仅数月也，上慨然久之。乃知公之被简记如此，使未没，其进用岂后他人？乡里至今哀之。铭曰：

治道之兴，略匪一士，世用以济。逮其不然，以私害公，士为不逢。时之泰否，士亦何病，兹为有命。我来寓宣，旧闻公名，既忠且清。考其世系，访其行事，足以垂世。直道正言，当路忌之，粤惟其私。才为小试，外而不内，则以有悔。公虽逝矣，简于圣神，犹公是询。敬亭峨峨，宛水汤汤，念公不忘。

桓公得管子于累囚之中，置射钩之怨，亲迎于郊，斋戒十日，礼之于庙，三酌而授政焉，故孟子以为学焉而后臣之。在春秋时，能尽礼尊贤如桓公者，盖鲜矣。一则仲父，二则仲父，得君又如此其专也。然功烈之卑，游孔门者羞称之，仲何以得罪于圣门若是耶？呜呼！仲诚智术有馀者也，而未闻先王之大道，迷其本而勤于末矣。仲之相齐也，举贤才，明赏罚，令行于诸侯，九合不以兵车，使民离左衽之患，实有大功焉，惜乎其器小而易盈也。孔子曰「管仲之器小哉」，仲之生平，此一语尽矣。如桓公问仲以行霸用师之道，仲则曰：「公欲定卒伍，修甲兵，则大国亦将为之，难以速得志于天下」。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。呜呼！齐，大国也，修其军制，使诸侯毕来取法，皆定卒伍而修甲兵，将复见西周之盛，其规模岂不甚广，而仲以为若是则功不可速成，遂使前日功业，一朝扫地矣。此皆仲未闻大道，其器小，故其功如彼卑也。大抵心之正者，所用无不正，而智有馀者，足以累其心。由东周以来，士大夫日趋于卑陋，如仲之才，诚不易得矣。然考其行事，盖智有馀而心不正者也。古之听讼者，令民入束矢钩金，非以为利也。仲依仿其法，亦使民入焉，铸金为兵，矫箭为矢，而甲兵大足，乃因是以为利。何其与古异耶？古有掸人之官，道王之德意。仲欲图霸，而恐天下不从，乃使游士八十人播其美于诸侯，亦其利心之所发耳。仲非不知经也，惟其机智有馀，则窃先王之法以为己利。仲之心术不正，彰彰焉不可逃矣。仲诚有意于治己者，则心术之病，固当痛治而力锄之。惟其胸中所期，不过区区功业，足以显名于诸侯，以终吾世而已。心之正不正，非所急也。其心术既差，又岂能正其君之心乎？此皆器小之形也。昔者左丘明最爱《管氏》，其书所载，如辞子华之请，受下卿之礼，类皆可美者。及变古司马法而为区区之内政，其用心何狭哉！此仲所以为器小也。仲制其国，士与工商各自为乡，士乡为兵，工商乡专斡盐铁。养兵于此，取利于彼，其为谋亦巧矣，然用人伤于太多。古昔司徒籍兵虽众，而司马调之则寡。孙武言：「兴师十万，宁居七十万人」。是七家而取一卒也。今仲以为五家为轨，而一轨出卒五人，是一家而出一卒，何其太甚耶！仲之意以为，不如是，则霸业不可以猝就。苟一时之功，而废先王经久之制，此仲之所以为器小也。大臣之职，莫大于正君心。桓公自言有大邪三，而仲以为无害，其所以害霸者，惟任贤之不专耳。是仲之意，不过欲其君专任己而不参以他人，则己得以行其所欲为耳。而不知君心不正，则为治之本不立，功业岂能及远哉？仲之经营霸业，八年而后成，盖亦勤矣。然功业甫定，而其心侈然，娶三姓女，官事不摄，台门反坫，用国君礼。己为奢淫若是，又安能止其君之纵欲乎？君心日蛊坏，故仲一死而小人用事。史迁作《夷吾传》，专攻其失。如桓公实怒少姬袭蔡，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之不入；桓公实伐山戎，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皆探其心而深排之，然则后人何所取信哉？吾始亦疑之，读孔、孟之书，而后知孔子虽以仲为器小，为不知礼，然未尝不称其功，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，且有「吾其左衽」之叹，其称之如此。至孟子则不然，曰：「管仲，曾西所不为，而子为我愿之乎」！诛绝之辞，略不少贷。孔、孟岂有异旨哉？盖仲于周衰之际，纠合诸侯，攘却外裔，有大功焉。孔子与丘明实受其赐，不得不称其功也。及孟子时，去管仲已远，迁之世，相去又益远，仲之泽已竭，而其过昭然不可掩矣。正其罪而诛绝之，其理固如此也。虽然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美桓公之盛，而管仲不见于经，岂非桓公尊贤之诚，可以引之当道，而仲以区区智术而小之，此固圣人之所贬也。噫！仲真器小，圣人之言真足尽其生平哉！